周纪龙（右）在工作室了解大家工作情况。朱臻/摄

残疾人圆梦工作室的工人正在工作。朱臻/摄

5年来，只有周日属于退休的周纪龙自己。其他日子，他都在重复做着同一件事：开着私家车，奔走在7个乡镇、3个街道的18个残疾人圆梦工作室。

　　这是他给残疾人的求职之路。目前，18个残疾人圆梦工作室共吸纳了262名残疾人就业，每年完成端子板、铆件、焊接件等各类零件2000多万件。仅2017年度发放工资金额就达240多万元。

　　长江流经江苏常州新北区春江镇，形成了一个叫录安洲的小岛。周纪龙生于斯长于斯。

　　1973年参加工作后，周纪龙一直与经济打交道，在乡镇办过企业，后来担任乡镇财政所所长。2006年，因为录安洲要拆迁，他担任社区书记。2013年退休前，周纪龙是春江镇春江社区党总支书记。

　　作为社区“父母官”，总有一些让他牵挂的人。家住春江镇百馨花苑的谭明东就是其中之一。30岁的谭明东患有精神分裂症，父亲去世，与母亲谭建英相依为命，生活清贫。

　　“整天待在家里，无所事事，怎么办呀？”谭建英一肚子苦水，“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我，让他一个人出去，我也不放心。”

　　周纪龙特别能理解这位母亲的苦衷，“如果一个孩子无法实现梦想，无法满足自尊，就会将愤怒迁移到父母身上。”

　　来自安家社区的21岁小伙子包立超也是他牵挂的人。包立超患有自闭症，小时候因患骨癌，不得不截肢，母亲身体不好，一直跟奶奶生活在一起，初中毕业后就赋闲在家。

　　“跟他说话，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，需要父母在家看管照顾，这样父母就不能外出就业，他就成了家庭包袱，这样的家庭难于脱贫致富。”周纪龙说，“如果帮助了一个残疾人，实际上是帮助了一个家庭，也解决了一个社会‘包袱’。”

　　以前社区工作多而杂，无法专注。退休后有了更充足的时间，周纪龙决定为他们做点事。

　　要解决残疾人的经济问题，帮他们消除旁人的冷眼，最好的办法就是，让他们能找到工作自食其力，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
　　多年财政所的工作，周纪龙擅长与企业打交道。他奔波于周边工厂，希望他们能给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。他几乎跑遍了镇上大小工厂，工厂领导一听残疾人就拒绝了。

　　苏南是乡镇企业的摇篮，当地盛行“代加工”，这给了他启发。他找到一家生产十字绣的企业，见到老板说明来意——让残疾人做十字绣前道分选和穿线工作。

　　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犹豫 ，“会不会耽误工期？”这时，周纪龙几乎是拍着胸脯保证。

　　“好，看在残疾人的分上，那就试试看吧。”老板答应了。

　　领料、分料、示范、交货……周纪龙忙得团团转。1个月后，几位残疾人领到了第一笔工资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当地一些残疾人或家属闻讯后，也都找上门来，请求帮忙。

　　为了能联系到更多适合残疾人加工的产品，周纪龙跑遍了整个新北区，又跑遍了武进区。最后又跑了江阴市的几十家工厂。大多数企业的顾虑还是不放心残疾人加工质量，怕他们损耗太多，更怕他们不能准时交货，影响生产进度。

　　为了获得他们的理解，周纪龙“有备而来”，他讲了美国柯达公司的故事。这个公司制作感光材料，需要有人在暗室工作，但视力正常的人进去后，犹如驾驶了一辆失控汽车，不知所措。后来，公司下令将暗室工作人员换成盲人。结果盲人远胜过正常人。

　　故事感动了常州武进“凯都电器”的老板，周纪龙终于拿下了加工端子板的订单。

　　可拿到订单，周纪龙又犯愁了。工厂没人愿意来给残疾人岗前培训，“他们怕麻烦，觉得残疾人悟性不行，文化水平低，要一个个手把手教，怕都教不好。”有人毫不客气地说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周纪龙自掏腰包，请单位派员工来给残疾人培训，他自己跟着学。等他掌握后先教会肢体残疾的员工，再由他们去教轻度智力残疾的员工。

　　实际上，并非所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。他们认为，残疾孩子本来就是负担，再出去工作也“很丢人”。周纪龙苦口婆心给家长们讲道理，残疾人一样可以通过劳动实现价值，在和其他残疾人一起工作，身心都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几次沟通下来，家长们都愿意接受建议。

　　2013年11月，春江社区残疾人加工坊正式开业了，首批15名残疾人实现就业。当时，社区里响起了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……

　　谭建英把儿子送到这里，刚送来时，前脚送到，后脚儿子又跟着她跑回家。一段时间后，儿子开始正常上下班。谭建英倒不放心了，偷偷跑过去，被眼前的一幕吓一跳：儿子穿着工装，双手在日光灯下来回穿梭，几十个接线端子板在手边码得整整齐齐。

　　这种变化是她压根儿没想到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自己也被“解放”了，现在可以抽空出门打工赚点钱。

　　谭建英一家的变化，也是周纪龙最希望看到的。不可否认这个群体的庞大，一个数据显示，新北区户籍人口53.9万，持证残疾人11432人，城镇3201人，农村8231人，就业年龄段残疾人5748人，其中有劳动能力的4071人。

　　周纪龙摸底调查发现，企业可以接受的残疾人主要为下肢轻度残疾和语言、听力残疾，而且要求就业年龄段年纪较轻。整个新北区肢体三四级和听力语言残疾，年龄在16岁到45岁的只有925人，再加上政府没有特殊政策，企业安置积极性不高。

　　“依据残疾人救助政策标准，他们最高只能得到相当于低保的资金救助，而对于没有收入的残疾人来说，这点帮助只能实现低水平的温饱，小康更是奢望。”周纪龙说。

　　2014年4月，春江社区残疾人加工坊成为第一批圆梦中心工作室。内外两间工作间整齐干净，有人插垫片，有人钉螺丝，有人装螺帽……工作室装有空调和电视机、收音机，干活儿时，他们看喜欢的小品，听喜欢的歌曲儿。

　　如果不是看到工作室旁“康复室”有训练用垫、平衡板等整套的康复设备，很难想象这是一条属于残疾人的流水线。这里分成多个小组，每个小组6人，分工明确，智障的人排塑料块，听力不好的人搞插件，手稍微残疾的人打螺丝钉，腿不好、但手灵活的人就负责点电焊制作端子板。

　　“这才是最佳搭档。”小组长陈建伟说。今年50多岁的他从小患有麻痹症，腿脚不便，以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，由于企业效益不好，离家远，“感觉常常被歧视”的他气不过，辞职了。

　　来这里后，他感受到“家一般的温暖”，每天中午可以享受政府免费提供的10元午餐，每年生日都会领到两个蛋糕，一个在工作室与工友们分享，另一个可以带回家。

　　工作室现场负责人顾定华回忆，一次，组织员工逛公园，他们个个兴奋得像孩子，不停呼喊，“好像多年的郁闷纠结得到释放，回来都说过瘾，下次还想再去。”

　　周纪龙对细节的苛求是出了名的。

　　新北区孟河镇残联助理余丽娟说，工作室2楼有扇窗户位置比较低，周书记看到后，就要求把窗户开小一些。余丽娟不解，周书记就解释，万一智力和精神状况不太好的残疾人从这里误摔下去，会造成严重后果。

　　2014年11月13日，圆梦工作室的模式被新北区残联认可，当地专门成立残疾人就业圆梦中心，统一负责就业工作，并逐步在各镇、街道成立圆梦工作室。

　　随着工作室数量扩张，管理越来越难，琐碎事儿一串串：有人上厕所摔了，有人骑电瓶车被剐了，有人没有按时吃药发病了，有人把工件偷回家了，有人吃饭时吵起来了，有人私奔了，有人喜欢吃肥肉，有人喜欢吃瘦肉，有人不喜欢吃肉……

　　面对这些，周纪龙就像个“大家长”一样。如果有人闹脾气，他也会耐心安抚，稳定他们的情绪。

　　2015年春季的一天，忙碌了一天的周纪龙刚进家门，突然接到凯都公司电话，对方在电话里非常生气。原来工作室加工的产品不符合要求，要大规模返工。如果耽误工期必须要赔偿。

　　周纪龙立刻找来现场负责人顾定华，一起赶到公司。经核对是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出错。他俩连夜驱车赶回，分头一个个给工人打电话，说明情况，让他们加班。没想到工人一听要加班返工，都闹情绪抵制。

　　周纪龙一边向残联汇报，争取资金支持，一边自掏腰包买小礼品到员工家慰问。在一一说服下，大家都被一一说服。整整5天，周纪龙驱车几十公里联络企业，又赶回来安抚残疾员工情绪，终于完成返工任务。

　　随着“冒出”的问题越来越多，周纪龙发现，有些问题不能忽视，比如安全生产、队伍建设、管理规范、工伤事故等问题。“让工作室健康持续运行，必须靠制度”。

　　由于残疾人的特殊性，他们没有指标压力，导致管理工作不够规范。周纪龙说，必须制定年度各工作室考核办法，明确各项工作要求，以制度为保证，以考核促发展。

　　周纪龙梳理了近几年圆梦工作室的发展，2013年员工总工资只有15万元，2014年是28万元，2015年是78万元，2016年是159万元，去年更是到了240万元。其中，这些工资都是分配给各个圆梦工作室。5年多来，工作室都是按月发工资，从未有拖欠。这让他感到自豪。

　　最近，薛家镇残疾人就业圆梦工作室有几名员工生病请假了，现场负责人压力陡升，怕完不成任务，他找到周纪龙能否减免任务。不过，这位负责人也承认，如果没有考核制度，工作室就会无组织、无纪律，像一盘散沙。

　　从事了多年财务工作的周纪龙深知财务重要性，一套成熟、透明的财务机制，能确保每个工作室在“阳光下”运行。如今，每个工作室，都像一家成熟企业，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核算员工工资，每人一本账，下班之后核对签字，每天干活儿数量都会公布。

　　2017年5月5日，春江镇长江社区的村干部找到蔡纪美时，蔡纪美还纳闷：谁会要残疾人去上班？现实中，她和丈夫戴维龙两人都是下肢肢体残疾，走路都要靠拐杖。

　　当时，她和丈夫挤在农村数十年没有修缮的老房子里，每月仅靠200元低保生活，孩子营养不良，站在同龄孩子面前，整整矮一头。无奈之下，丈夫去做鞋匠，每月收入增加800元。

　　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，鞋匠需要大手劲，几年下来，丈夫每次拿起鞋子，手就会不停地抽筋，他已经无法胜任这份工作。

　　如今，这份工作对蔡纪美来说还是很轻松的。每天6点多到工作室，下午5点半回家，周日休息一天。她负责“插片”，每天最多能完成2500多个零件。俩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有3000多元，换做以前不敢想象。

　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找到“存在感”。今年55岁的张志明在这里找到“平等的感觉”。

　　10岁时，在砖厂工作的他不慎掉入砖窑，机器瞬间将他的右腿截成三段。此后大半辈子，“歧视”如影相随。直到来工作室，他的收入才增加。日子改善了，家里也添了新家具，“连吃肉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了。”

　　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圆梦工作室的帮助下，走入社会。包立超被带到工作室时只有21岁，“自尊心强，很要面子，怕别人看不起，更不敢跟别人讲话。”这是他的自我评价。

　　第一个月拿工资，虽然只有300多元，包立超拿着几张钱，一遍又一遍地数，看到爸爸来接他，立马把钱掏出来。那时候，还在长身体的他，每年都要换一回假肢，家里没钱，又不好开口，只好忍着。后来，周纪龙发现包立超走路龇牙咧嘴的样子，才得知原委，连续3年帮他换假肢。

　　“我对不起周书记，有时真不想再长高了。”包立超说。

　　其实，更难挑战的还是心理恐惧。周纪龙隔三差五送励志书，让他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学习保尔·柯察金。在《我与地坛》中，史铁生提到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”。

　　包立超看了，有些豁然，他也尝试改变自己，克服在家闲散的习惯。慢慢地，干活儿时也能安心地坐住了，厌烦情绪也越来越少……

　　谁也没想到，2016年新北区的技能大赛上，这个身高1米9的小伙子表现突出，成绩优异。后来，他被常州加冠电子有限公司录用。

　　“这些残疾人都是有就业意愿，却找不到合适工作。现在就业，经济上宽裕了，还找到了人生新价值，生活更幸福了。”周纪龙感慨道。

　　去年，圆梦中心给某企业交货时，发现少了两万件货，大伙儿心急如焚。

　　周纪龙查了收料单没发现问题。公司要求赔偿所有零件以及误工损失，而这对圆梦中心来说几乎是“致命打击。”

　　情急之下，周纪龙调取了摄像头记录，刚好拍下了卸货场景。清算后，卸货确实少了两万件，工作人员粗心，没有核算就签字了。

　　当企业看到了视频记录后，立刻补上两万件货物。“与企业打交道，是一门需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。”助手陆建明总结说。

　　能将这种“难事”处理得干净利索，得益于圆梦中心“集团化运作、企业化管理”的方式。

　　如今，这种帮助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做法，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好评。

　　常州凯都公司已成为“最大的客户”，公司副总经理王文远被“退而不休”的周纪龙感动，“自己生活并不富裕，却无私帮助困难群众。我被他的爱心所感染，心甘情愿地想把爱心传下去。”

　　常州市委常委、新北区委书记周斌说，262个残疾人背后就是262个家庭，周纪龙给262个家庭找到了实现幸福的路。用“扶贫与扶志”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助残，把“我要”“你给”变成“我行”“我实现”，由“包下来”变成“扶一把”。

　　目前，新北区每年投入200万元左右用于工作室建设、水电、房租、日常管理运营等。由于政府的支持，才能确保企业支付的工资，全部都给残疾员工，工作室不留存一分钱。

　　5年来，企业、社区、工作室是周纪龙的“三点一线”。有时候，他一个人开车容易打瞌睡，就拉上老伴儿。“她在家也没什么事，不如陪着我一起出去看看”。

　　在周纪龙的公文包里，至今放着一份《转院表》，他的颈背上长了一个肿块，家人“下命令”要求他去上海看病，他也专门从常州肿瘤医院开了转院申请表，由于第18个工作室建设推迟，申请表已作废了两次……

　　工作室要坚持下去，少不了团队，周纪龙也认真培养“接班人”，有人专门跟着他跑企业，有人专门负责财务，每个工作室都要有得力的现场负责人……他等待能真正安心退休。

　　每晚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家门后广场聚集了跳广场舞的人，周纪龙的老伴儿喜欢跳双人舞，但她至今只有女舞伴。他跟老伴儿说，等他有空，会认真学一下双人舞。